反腐和按病种付费后，不少地方医务人员降薪，年薪制改...

[11]另外，关于礼还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，我们前面讲儒家的道的时候，只突出了道的一端-道德，隐藏了道的另一端-权利。

[81]也就是说，在洛克的原意中，君主特权并不是异质性的东西，而是一开始就来自人民基于信任的委托，秉持这样的立场，事实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起源于不同的政治基本价值。所谓明确性指对于法规命令授权的目的、内容与范围应当明确，也就是为法规命令的制定提供可供遵从的依据。

如上所述，如采取迈耶的立场将一般性与抽象性视为法规的本质属性，就会产生法律的法规创造力与法律保留的区分，前者要求一般规范的创制权由议会垄断，后者要求侵害自由与财产的具体行为应有法律依据。[12]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，人民作为国家机构，经由议会代表参与立法，议会与君主分享立法权，人民在立法中的统治终结之处就是行政的自由领域，社会所占据的领域是法领域，以法律抵御行政对于自由财产的侵犯，除此之外的领域由君主控制，是无法的领域。[10]第二，议会是非独立机构，君主是独立机构。全面保留理论却诞生于人民主权在宪法上确立后，行政权由民主宪法创设，不复是异质性的东西，法律不再是行政权的外部界限，而是行政权的行使根据。欧森布尔也认为全面保留所立基的宪法基础经不起推敲，现在已经公认，行政权既具有其独立的民主合法性，也具有独有的‘行政自身责任的核心领域，联邦宪法法院重申，反对‘以全面的议会保留为形式的权力一元论，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误读，并强调‘行政自身责任。

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，并且保有主权，只要国家以宪法的形式存在，立法权就是最高的，因为这是来自人民的权力，其他权力服从立法权，此即法律优位的理论渊源。对于以安许茨（Gerhard Anschütz）为典型的实证主义者而言，帝制的崩溃与魏玛宪法的颁行并未带来更多反思，侵害保留内嵌在国家法学的众多经典概念中，并在魏玛时期继续适用。就有德沃金等不同意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，认为只是法律规则。

(书面发言见附录)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华法系的重建，令晚生景仰。2.经济基础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。正是由于保存了中华法系的优秀法文化，使得我们今天重新构建新的中国法系，有了文化上基础。[2]张晋藩：中华法系研究新论，载爱思想网。

[11]另外，关于礼还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，我们前面讲儒家的道的时候，只突出了道的一端-道德，隐藏了道的另一端-权利。这算一个涉及道德的案子，这个案子的判决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条款，应该是当时没有合适的法律可援用，可见，中国当代法律的道德缺位，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。

[6]用一个案例能更好说明当前法律道德缺位的窘迫，这个案例当时闹得纷纷扬扬：2013年11月8日，洪振快在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发表了《‘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》（以下简称《细节》）一文。（8）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。倘老先生倦于俗务，足下那么多的门生俊彦，亦可代老先生指教，目的只是推进中华法系的重建，是为至盼。当孟子从人性善中引伸出仁义礼智，并把它们归结为道时，就使道德有了人本主义的性质，同时是对道本体论的论证。

9.重九族相亲，协和万邦10.重考课监察，黜陟幽明。老先生在书面发言中，念念不忘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并将最新的思考奉献大会，开示后学。因此，就有凯尔森指斥自然法（连及康德和黑格尔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。虽然百家异说，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是有共识的。

如礼法结合、礼法并重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特点，儒家思想是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，家族主义与亲情伦理在法律上有突出表现，人本主义法律化是展示中华法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等等。过去人们通常把德礼理解为道德规范，其实德与礼是有区别的，德指道德，固然合宜。

 注释：[1]张晋藩：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-三论中华法系载《南京大学法学评论》，1999年春季号，第70页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法系或法律，都没能使道德在法律中的地位规范化、实证化、体系化，本位化。

17.重理性思维，革故鼎新。将道德愿景代入法律，其实并不能真正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理论自洽，特别当道德愿景与法律发生冲突，这种自洽性荡然无存。翻阅古今各国法律或法系，除了中华法系之外，没有任一法律或法系是明确表明以道德为本的，这不只是字面上的区别，也是在法理的梳理及深究上的区别，更是在法律实践上的区别。[3]在中华法文化中，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，礼法结合的礼治文化，德法互补的治国要略，法情允协的司法原则，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，严以治官、宽以养民的施政方针，明职课责的法律监督，良法善治的法治追求，如此等等，都可以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法系的重要文化资源。革易后服务法曹者十年，退居海上，服务社会又若干年，觉有一种行为，旧时所谓纵欲败度者，今于法律不受制裁，因之青年之放任，奸宄之鸱张，几有狂澜莫挽之势，始信吾东方以礼教立国，决不容无端废弃，致令削足就履。将道德规范与权利观念、民主意识相结合，与现阶段法文化发展的实际成果和未来走向相结合，展示中华民族的新智慧、新风尚，发展曾经被世界叹羡为礼义之邦的中华文明。

这是中华法系对世界法史的伟大贡献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或是经义与法条共决一案，判决产生歧义，使法律失却其准确性、稳定性。

德礼在当时的语境下主要指道德(其实也包含权利，只是被轻视)。法律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，肯定要遵循这个道，因此，法律以德礼为本，以道德为根本遵循，是中华法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无讼者难，讼而听之易。可以这样解读：所谓性，从大的方面讲，是指万事万物天生的、自然的本性。

所以在西方法系中，道德一直未能真正融入法律，没有实现道德对法律内生化。4.重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我们与德沃金的区别在于，我们的道德从出于人性，是人类实实在在的生活。在特殊情况下也屈法原情，以示伦理亲情优先于严酷的法律条文。

中间则有圣托马斯行善避恶的自然法第一诫律。道德与法律之关系将近千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，最终结晶为《唐律疏议》，把道德确立为中华法系的本位，让大量的道德内容进入法律中，并用道德义理规范法规律条的制定。

总揽老先生关于中华法系的论述，谈得最多的是中华法系的道德禀性，我在此简单地摘录一些：直接谈道德的：法体义务与亲情义务的统一 这既表现为立法上的伦理法规范的确立，也表现为司法上的执法原情的强调。[11]参见方宇军：《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》第七章第三节一、权利被包容在‘礼中，载爱思想网。

中华法系的道德本位，得益于中国传统深厚的道德学说，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，从人心的四端引伸出仁义礼智，为儒家的道德学说奠定了人本主义的基础，并将它落实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，使之成为人们实实在在的日常伦理。[5]张老自己也说：今天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之一，就是缺乏道德的支持力。

孔子以忠恕为道，孟子以性善为道，都是以道德为道的意思。据此，葛长生、宋福保于2015年8月25日，分别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西城法院），请求判令洪振快停止侵权、公开道歉、消除影响。但要指出的是，荀子的思想不是儒家的主流，有被排斥的倾向，而在中国几千年的义利之辩中，义是公，利是私，义之一方占上风，重义轻利、崇义绌利(主要指商业之利)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，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，法律中的权利自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首先需要收集、整理和提取传世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。

今欲以敦朴之时，治抏弊之民，是犹迁延而拯溺，揖让而救火也。怎么这么说呢？这要从儒家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荀子说起，荀子先自问自答：道也者何也？曰：礼让忠信是也。

年近期颐仍思健如潮，更让人赞叹。老先生在书面发言中，念念不忘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并将最新的思考奉献大会，开示后学。

我们说的整全性是指法律的主要内容，既包含道德也包含权利，缺一不可。强调治因时变，刑法正当其用。